应一两个脱产读书种子,还要拜访名师,才能借用老师的名气混出来。
这就是“名士”的好处,但“名士”和世家不搭界,“名士”很有可能就是奋斗了四五六十年的老牌寒门子弟。
“实不相瞒啊,老夫是真想张操之来管着襄州,反正老夫没啥想法了,多拿钱,最好送两个孙子孙女去武汉读书。眼下这光景,那就是个屁,他娘的拿得没武汉吏员多不说,三百来亩禄田,要是不好好拍襄州人的马屁,他娘的还不给老夫好好种。”
实际上,贞观朝初期,并不缺少亲自下田的县令,尤其是一些下县,县令全家老小跑去耕作朝廷配发的三百多亩禄田,也不是没有过的事情。
到了贞观八年之后,这情况才好转起来。
只是“谷贱伤农”的同时,但凡带着点良心的“百里侯”,也是被粮价搞的心烦意乱。
一个县令每个月就算拿五千斤粮食,那有个屁用,根本卖不出去。最惨的时候,每个月发的粮食工资,折算下来,也就是一千几百个铜钱。这他妈顶个屁用,尤其是襄州离武汉相对较近,局部地区的“通货膨胀”,也是影响到他们襄州的。
这就导致普遍日子越来越好,可朝廷俸禄又没鸟变化,简直是惨不忍睹。
要不是每个月还发布匹,真心日子没发过。
可和武汉那边比起来,那就天上地下,比都不用比。
武汉的津贴是浮动的,并非固定就给那么多的钱。“通货膨胀”的同时,津贴等于就是“浮动工资”,水涨船高也就过得不那么痛苦。
在武汉混个三五年,调到别处围观,三五年只要不是成天狂嫖滥赌,攒下来的积蓄,足够一个武汉吏员在外面混上十年八年的。
武汉吏员每个月拿工资,工资条是本地特色,到手总计和分类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,而在别处,哪怕是雄州上限,县令的禄米都可能被胥吏玩猫腻,如果县令不听话的话,就会被地头蛇整的要死要活。
所以那些比较刚的县令,就会带着全家老小去种地,宁肯种地也不服软不低头。
比较出名的一个,就是李奉诫的老子李大亮,早年安抚流民怼蛮子刚豪强,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。
只是隋唐交替,李大亮运气也不好,给他鼓吹的人基本没有。
好在儿子给力,李大亮也算是熬了过来。
但天底下像李大亮一样的,大多数都被刚死了,同流合污,有心无心跟着地头蛇压榨地方中低层,才是社会常态。
三县官员提到武汉吏员,一个个羡慕嫉妒的样子,除了真心羡慕福利待遇之外,更羡慕那种毫无顾忌,可以一展抱负的官场环境。
哪怕武汉同样也有捞钱捞得飞起的官吏,可社会常态就是比烂,和荆襄官场生态比起来,武汉简直就是清流中的清流。
而他们三县官员,但凡有点念想的,都觉得深陷泥潭之中,被地方世族卡得死死的。
朝廷的权柄,只有在自保的时候,才会用一用。
与其说是“代天子牧民”,不如说是跟老世族一起分赃。
“诸君,陈使君的车马已经回转,咱们过去吧。”
不多时,外间来了个人,冲三县官员喊了一声。
“走。”
“走走走。”
“走!”
三人喝了最后一口酒,扔了一把铜钱在桌上,起身离开了雅间,朝着外面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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